第283章 勤工俭学忙
民国八年,正月十九,早上九点,上海,公共租界,兆福里
叶林很清楚,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及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了。
民国八年这会儿,上海滩大户人家请家教,包吃住的情况下,薪水一般在十五块到二十五块之间,如果是海归的杰出女性有国外大学且高学历的,说不定能拿到三十块以上的月薪。
毕竟,即使在上海滩,在这民国八年,一年两百多块的开销,就可以让一家五口过上小康的生活,摊下来,月收入二三十块,只要家庭负担不太离谱的话,那就算是不折不扣中产阶级。
不要拿亭子间文人说是,能在报纸上写文章赚稿费的,不是落魄文人,而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北洋十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收入最高,待遇最好,社会地位最高的时代。
叶林最初给英姐开的薪水,是一个月二十五块银元,英姐在乍浦路鸿庆坊张家帮佣,包食宿的情况下一个月才拿三块钱月例,一样咬着牙把阮玲玉拉扯到十岁还念上了崇德女中。
所以英姐若在叶林的文濠新闻集团当职员,一个月二十五块的收入,足够让英姐和女儿在上海滩过上小康生活,哪怕英姐自己带着孩子在石库门弄堂租个厢房或者亭子间过,年收入三百块也绰绰有余。
当然,这会儿上海滩的中产阶级,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住兆福里九号这样月租六十块的整幢石库门公寓过日子的,那等于一年光房租开销就要七百二十块,早超过两百多块养活五口之家的小康标准了。
更别说还养着一大家子管家佣人开着卡迪拉克接送孩子上下学了。
兆福里九号是英姐和阮玲玉的家,但兆福里九号需要英姐的薪水来养家吗?显然不需要!女人是用来宠用来爱的,叶林对自己的女人那叫一个真心实意的好。
阿朱之前不过隔着叶家东楼二楼的窗户往外看了一眼那围墙外的三亩空地,叶少爷大手一挥就要买下来自己建楼。
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感!是男人的关怀!照顾这些都是水到渠成不值一提,重点是男人的心里,要有一个她,当她的视线所及,男人愿意跟着她的视线去想自己的心思。
“文先生,皮皮来应聘,你是主人,当然你开价咯?我们皮皮可是圣玛利亚女校的高材生,本来是要攒了学费去留洋的!”
鲁西西又一把拉住了皮皮鲁,挺身而出替闺蜜谈判讲价钱,要不然小姑娘脸皮薄,随便说个十几块的价码岂不是便宜了对方。
“留洋?是去日本还是美国?或者去法国?去法国好像是叫勤工俭学吧?听说光四等舱船票就要一百多块哦。欧战结束,法郎贬值厉害,现在一块银元能兑十一块法郎吧。”
叶林嘴里这么轻描淡写,脑子里却划过一道闪电,留法勤工俭学在民国八年这可是件大事,巴黎和会又正在召开,文濠新闻集团正是奠基渴求人才的时候,这倒要想想做点什么好。若说这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于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力赞此事。
俭学会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送80多人赴法俭学,1914年受袁世凯政府的阻止,被迫停办。
以后李石曾等在巴黎华工中试验工余求学,1915年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蔡元培等人还亲自讲授课程。
由于华工教育取得成绩,进而提倡国内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16年6月中法两国人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欧乐、穆岱等为了“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促进中国经济文化之发展,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
1917年在国内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事实上已成为该会的主要活动内容。
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也重新建立,并在长辛店、河北高阳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先后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叶林前世,“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广大青年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目睹国势危亡,面临教育遭到摧残,身受失学失业的痛苦。
为了寻找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同时受工读思潮的影响,大批青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湖南新民学会积极赞助,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蔡和毛曾为此奔走联络。中国少年学会和天津觉悟社也都有成员参加。
在1919~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河北(147人)为最多。
基本上都是16~30岁的青年。此外还有湖南教育界著名的徐特立,蔡和森、蔡畅和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一家,王若飞和贵州教育界知名的黄齐生甥舅,向警予等近20名女青年。
他们到法国后,有的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读。据1920年8、9月调查,当时有四、五百人进入70多家工厂,还有的当散工、干杂活。
约670人进入巴黎及各地30多个学校,其中多是首先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及其他学校学习。
候工的勤工俭学生只靠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进入工厂后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法国工人或华工一起劳动。
每天8小时工作后还补习法文或学习工艺。他们受到法国工人、青年、友好人士的欢迎和关切,广泛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实际。
有些青年则着重锻炼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工人运动、研究社主义思潮和马主义。
却不知后事如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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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很清楚,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及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了。
民国八年这会儿,上海滩大户人家请家教,包吃住的情况下,薪水一般在十五块到二十五块之间,如果是海归的杰出女性有国外大学且高学历的,说不定能拿到三十块以上的月薪。
毕竟,即使在上海滩,在这民国八年,一年两百多块的开销,就可以让一家五口过上小康的生活,摊下来,月收入二三十块,只要家庭负担不太离谱的话,那就算是不折不扣中产阶级。
不要拿亭子间文人说是,能在报纸上写文章赚稿费的,不是落魄文人,而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北洋十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收入最高,待遇最好,社会地位最高的时代。
叶林最初给英姐开的薪水,是一个月二十五块银元,英姐在乍浦路鸿庆坊张家帮佣,包食宿的情况下一个月才拿三块钱月例,一样咬着牙把阮玲玉拉扯到十岁还念上了崇德女中。
所以英姐若在叶林的文濠新闻集团当职员,一个月二十五块的收入,足够让英姐和女儿在上海滩过上小康生活,哪怕英姐自己带着孩子在石库门弄堂租个厢房或者亭子间过,年收入三百块也绰绰有余。
当然,这会儿上海滩的中产阶级,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住兆福里九号这样月租六十块的整幢石库门公寓过日子的,那等于一年光房租开销就要七百二十块,早超过两百多块养活五口之家的小康标准了。
更别说还养着一大家子管家佣人开着卡迪拉克接送孩子上下学了。
兆福里九号是英姐和阮玲玉的家,但兆福里九号需要英姐的薪水来养家吗?显然不需要!女人是用来宠用来爱的,叶林对自己的女人那叫一个真心实意的好。
阿朱之前不过隔着叶家东楼二楼的窗户往外看了一眼那围墙外的三亩空地,叶少爷大手一挥就要买下来自己建楼。
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感!是男人的关怀!照顾这些都是水到渠成不值一提,重点是男人的心里,要有一个她,当她的视线所及,男人愿意跟着她的视线去想自己的心思。
“文先生,皮皮来应聘,你是主人,当然你开价咯?我们皮皮可是圣玛利亚女校的高材生,本来是要攒了学费去留洋的!”
鲁西西又一把拉住了皮皮鲁,挺身而出替闺蜜谈判讲价钱,要不然小姑娘脸皮薄,随便说个十几块的价码岂不是便宜了对方。
“留洋?是去日本还是美国?或者去法国?去法国好像是叫勤工俭学吧?听说光四等舱船票就要一百多块哦。欧战结束,法郎贬值厉害,现在一块银元能兑十一块法郎吧。”
叶林嘴里这么轻描淡写,脑子里却划过一道闪电,留法勤工俭学在民国八年这可是件大事,巴黎和会又正在召开,文濠新闻集团正是奠基渴求人才的时候,这倒要想想做点什么好。若说这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于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力赞此事。
俭学会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送80多人赴法俭学,1914年受袁世凯政府的阻止,被迫停办。
以后李石曾等在巴黎华工中试验工余求学,1915年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蔡元培等人还亲自讲授课程。
由于华工教育取得成绩,进而提倡国内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16年6月中法两国人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欧乐、穆岱等为了“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促进中国经济文化之发展,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
1917年在国内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事实上已成为该会的主要活动内容。
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也重新建立,并在长辛店、河北高阳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先后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叶林前世,“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广大青年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下,目睹国势危亡,面临教育遭到摧残,身受失学失业的痛苦。
为了寻找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知识和真理,同时受工读思潮的影响,大批青年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湖南新民学会积极赞助,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蔡和毛曾为此奔走联络。中国少年学会和天津觉悟社也都有成员参加。
在1919~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河北(147人)为最多。
基本上都是16~30岁的青年。此外还有湖南教育界著名的徐特立,蔡和森、蔡畅和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一家,王若飞和贵州教育界知名的黄齐生甥舅,向警予等近20名女青年。
他们到法国后,有的先工后学,有的先学后工,有的边工边读。据1920年8、9月调查,当时有四、五百人进入70多家工厂,还有的当散工、干杂活。
约670人进入巴黎及各地30多个学校,其中多是首先补习法文,然后进入工业实习学校及其他学校学习。
候工的勤工俭学生只靠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进入工厂后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法国工人或华工一起劳动。
每天8小时工作后还补习法文或学习工艺。他们受到法国工人、青年、友好人士的欢迎和关切,广泛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实际。
有些青年则着重锻炼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工人运动、研究社主义思潮和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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